春闱的风波随着程敏政的黯然离去和几名士子功名的剥夺渐渐平息京城士林的议论焦点也从不甚光彩的“泄题案”转移到了即将到来的殿试以及新科进士们的未来前程上。
西山格物学院内王阳明、唐寅等在进行最后的殿试准备气氛严谨而积极。
陆仁虽因科场风波心有余悸但见门下学子并未受太大影响反而因格物之学的训练而对时务策论更具信心也略感宽慰。
然而这份由学术与科举带来的短暂平静并未能持续太久。
一则六百里加急的军报如同一声惊雷骤然劈开了春日的祥和将帝国的视线猛地拉向了遥远的东南海疆。
军报来自浙江巡抚衙门:大规模倭寇船队突袭宁波——双屿港! 这批倭寇显然不同于以往小股流窜的匪类其船队规模庞大组织严密作战凶悍。
他们趁着海雾弥漫的黎明对双屿港守军发动了猛攻。
当地水师虽奋力抵抗但战船陈旧火炮射程、威力均不及倭寇兵士亦久疏战阵。
激战持续数个时辰双屿港外围防线被突破港口设施遭焚毁停泊的部分商船、粮船被劫掠军民伤亡惨重。
倭寇在给予明军重创并掳掠大量物资后凭借其船只的机动性扬长而去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
几乎与此同时来自浙东其他卫所以及南直隶沿海的急报也相继传入京师均报告发现有倭寇船队活跃袭扰沿海村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流离失所死伤枕籍。
这些奏报共同勾勒出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一股前所未有的倭患狂潮正席卷东南沿海其气焰之嚣张危害之深重为数十年来所罕见。
朝堂之上刚刚因春闱事宜稍稍平复的气氛瞬间被点燃转为一片震惊与愤怒。
弘治帝手持紧急军报脸色铁青手指因用力而微微颤抖。
御阶之下文武百官议论纷纷群情激愤。
“陛下!”兵部尚书刘大夏率先出班声音沉痛而急促“倭寇此番大举进犯绝非往日疥癣之疾!双屿港之失暴露我沿海水师武备废弛、战法陈旧之积弊!倭船迅捷若任其纵横海上则东南膏腴之地将无宁日!沿海百万生灵危如累卵!” “刘尚书所言极是!”户部尚书周经紧接着奏道“倭患不止危及百姓性命更断绝海贸影响漕粮海运动摇国本!每年因倭寇造成的税银损失、赈灾开销、军费增加已是天文数字!此次若不予以重击后患无穷!” 就在群臣义愤填膺大多集中于指责倭寇凶残、要求增兵剿伐、严惩守土失职官员之时一份来自浙江前线、更为冷静客观的详细分析奏报被呈送御前。
奏报者正是因乌鸦岭小胜而受关注的浙江都司经历马武。
马武在奏报中确认了新军陆战的优势在岸防中利用燧发枪和手雷有效遏制了倭寇登陆企图。
但他笔锋一转直指要害:“……然此辈匪类深谙海事仗舟楫之利避实击虚。
我水师追之不及望洋兴叹。
细观其船虽挂倭旗多有我朝福船、广船之影;其众虽杂倭语亦闻闽浙口音。
更掳获匪谍供称其大头目实为我朝弃民、海商因海禁森严生计无着遂铤而走险勾结真倭势成燎原。
” 马武进一步分析:“究其根源东南沿海地狭人稠百姓依海为生。
朝廷严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然海外吕宋、暹罗等地对我丝绸、瓷器、茶叶需求极旺利重十倍。
禁愈严利愈厚遂使良民化为奸民富商变为巨寇。
彼等熟悉海情拥船众多为求生存、牟暴利自然与来自日本九州、缺乏生计的浪人武士(真倭)相互勾结狼狈为奸。
其势之大已非寻常毛贼实乃海上武装商贩与亡命之徒结合之巨患!” 这份奏报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沸腾的油锅瞬间引发了更激烈的争论。
一部分官员尤其是以都察院某些御史和部分礼部官员为代表的清流坚持认为“海禁乃祖制不可轻违”将一切问题归咎于“奸民违禁”、“倭夷凶顽”主张更严厉地执行海禁加强沿海壁垒并力主对任何敢于挑战海禁者(无论是盗是商)予以无情镇压。
“若开海禁岂非示弱于贼?且与外夷交通有违圣贤之道易生祸端!” 而另一部分较为务实的官员如户部侍郎、部分沿海出身或了解实情的官员则开始反思。
他们虽不敢明言废除海禁但指出:“禁海之策行之年久而倭患愈烈。
可见单靠‘禁’与‘防’难以根治。
马武所奏触及痛处。
若沿海百姓能有合法生计富商能有通商之途是否可釜底抽薪削弱匪寇根基?” 次辅谢迁沉吟道:“或可考量于严格管控下有限度恢复某些港市的市舶司引导海商归于王化使其利为国用而非资寇。
” 但“祖制”压力巨大且开海涉及复杂的利益重新分配和意识形态争议短期内难以达成共识。
争论焦点再次回到如何应对眼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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