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国行粤语诗鉴赏集第541章 方言的力量与历史的回响

方言的力量与历史的回响 ——树科《九三吟》诗学鉴赏 文/元诗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多元生态中方言诗歌始终扮演着一种独特而深刻的角色。

它既是对标准语书写系统的补充更是对地域文化记忆的坚守与激活。

诗人树科的粤语诗《九三吟》以简练而极具张力的语言在纪念抗战胜利的宏大主题下完成了一次方言诗学与历史叙事的深刻对话。

这首诗不仅承载了粤语特有的音韵节奏和表达逻辑更通过看似朴拙实则精警的语言结构重构了历史记忆的伦理维度。

全诗分为四节每节四行采用三字短句的密集排列形成一种类似鼓点或口号式的节奏感。

这种形式绝非随意为之而是暗合了岭南传统说唱文学中“三字经”的体例（如启蒙读物《三字经》及粤地木鱼书中的三字句结构）。

诗人刻意选用这种带有训诫和传诵特质的句式既强化了诗歌的仪式感又呼应了历史教育中“铭记教训”的核心诉求。

首节“八十年/九月三/纪念日/日本鬼！”以直白的时间标注和民间俗称开篇。

“日本鬼”一词是粤语中对日军侵略者的特定指称其情感色彩远强于普通话中的“日本兵”或“日军”。

这种称呼不仅保留了抗战时期的民间记忆原型更通过方言词汇的在场性唤起了地域性的集体创伤体验。

学者黄子平在《抗战记忆与方言书写》中曾指出：“方言词汇往往比标准语更顽固地保存了历史现场的情感温度。

” 第二节“人之初/性本善/学学恶/喺仁德！”展现了诗人深层的哲学思辨。

他巧妙化用《三字经》开篇却对其进行颠覆性改写。

儒家传统的性善论在此被赋予辩证色彩：善恶并非先天注定而是后天习得的结果。

“学学恶”中的叠词使用（粤语中“学”可作动词“学习”解亦可用作强调重复）暗示了恶的习得性、复制性。

而“喺仁德”（即在仁德）更值得深究——诗人将恶的滋生地与“仁德”并置形成巨大反讽。

此处暗合了韩愈《原毁》中“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的人性复杂论揭示出道德教育缺失可能导致的人性异化。

第三节“以前东洋仔/跟住西洋佬/狼嘅心/魔嘅毒……”将历史视角延伸至更广阔的殖民叙事。

“东洋仔”与“西洋佬”的对应（粤语中“仔”多指年轻男性“佬”常带贬义）既保持了口语化表达又精准体现了民众对东西方侵略者的认知差异。

“狼嘅心/魔嘅毒”采用粤语特有的结构助词“嘅”（相当于“的”）并通过动物与魔鬼的意象叠加构建出侵略者非人化的道德审判。

这种修辞方式令人联想到《汉书·匈奴传》中“狼子野心”的典故但方言表达使其更具民间审判的力度。

末节“九月三/要记仇/心有恨/噈大爱……”是全诗的诗眼。

诗人大胆将“记仇”与“大爱”并置形成伦理悖论。

“噈”（粤语中意为“就是”）这个方言字的运用以斩钉截铁的判断语气确立了恨与爱的辩证关系。

这种看似矛盾的逻辑实则深得中国传统战争伦理的精髓——《司马法·仁本》云“以战止战虽战可也”《礼记·曲礼上》亦有“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辩证观。

诗人通过方言特有的语法结构实现了对传统和平主义叙事的超越：真正的历史记忆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通过铭记苦难来实现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怀。

从音韵学角度分析全诗严格遵守粤语韵文“平仄相对、尾韵相协”的规则。

如首节“三”（saam1）与“鬼”（gwai2）虽现代粤语中不完全押韵但在粤语古诗韵中同属“灰堆”韵部；第二节“善”（sin6）与“德”（dak1）形成仄仄相对；末节“仇”（sau4）与“爱”（oi3）的押韵则体现了粤语保留古入声的特点。

这种音韵安排使诗歌在朗诵时产生既传统又现代的节奏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地域身份与写作场域。

该诗创作于“粤北省委旧址纪念馆”这一空间本身就是抗战时期华南游击战争的历史见证。

粤北山区作为当年南方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其地域记忆与方言表达形成了双重互文。

诗人选择用粤语而非普通话书写这段历史实质上是对“标准语历史叙事”的一种补充和修正。

语言学家詹伯慧曾言：“方言是地方历史的活化石”这首诗正是通过方言的在场恢复了被标准语叙事过滤掉的地域经验细节。

与主流抗战诗歌常采用的宏大叙事不同《九三吟》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实现了三个层面的回归：一是语言上向民间话语系统的回归二是伦理上向辩证历史观的回归三是诗学上向口头文学传统的回归。

它让我们想起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但更进一步的是诗人通过方言写作证明了：真正具有历史深度的诗歌必须回到具体地域的语言土壤中寻找表达支点。

在全球化语境下方言诗歌常被误读为地域性自恋或语言保守主义。

但《九三吟》的成功实践表明方言恰恰可以成为抵抗历史记忆同质化的重要资源。

正如巴赫金所言：“标准语只有在与方言的对话中才能保持活力。

”这首诗通过粤语独特的语法结构、词汇选择和音韵节奏为我们重新理解抗战历史提供了更丰富的情感维度和哲学视角。

它证明：最地方的恰恰可能最普遍；最口语的恰恰可能最深刻。

《九三吟》作为《诗国行》粤语诗鉴赏集的开篇之作其意义远超出一首单纯的纪念诗。

它标志着方言诗歌从民俗展示向历史书写的范式转型证明了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工具更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

在历史记忆日渐符号化、扁平化的当代这种根植于方言土壤的诗学表达或许正是我们重建历史意识、保持批判思考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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